疾病是發生人身體上的一種非常規的現象，往往伴隨著身體機能在不同程度上與常規狀態偏離。但作為一種與人類社會伴生的現象，疾病往往因其歷史性、社會性而被賦予了人的描述和意義。美國作家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裡，通過對肺結核、癌症、愛滋病三種疾病所遭遇的不同社會評價進行溯源和對比，揭示出身體的疾病被轉換成涉及道德的隱喻背後的發生機制，從而號召還原疾病本身的含義，如其所是而非隱喻性地對待疾病以及患者。

一．何為隱喻

在討論疾病的隱喻之前，有必要說明「隱喻」這一概念。雖然桑塔格在書中並未界定隱喻的意涵以及她是在什麼意義上使用隱喻一詞的，但考慮到桑塔格本人作為美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文學評論家，顯然不能忽視被認為是一種文學修辭手法的「隱喻」。實際上，對這一詞彙的理解，有助於我們瞭解疾病被賦予的象徵意義究竟是沿著何種路徑形成，以及為何這種人賦之物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和現實力量。

隱喻（metaphor）的古希臘詞源是metapherein，意思是「帶到（字面的）後面」。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說：「隱喻，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或以屬代種，或以種代屬，或以種代種，或類推，即比較」。20世紀以來，隨著認知的語言學轉向，隱喻作為一種語言的構成形式，在一些語言哲學家那裡被視作語詞之間相互關聯的互動，比如將桌子的支撐部分叫做「桌腿」，實際上體現出隱喻者對「桌子結構」和「腿或人體結構」二者相互關係的認知。

美國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更進一步，提出「隱喻即思維」的觀點，指出隱喻所關聯的兩個事物之間不一定有著天然相似的聯繫，這種聯繫很可能是人為創造的。比如說某人是老虎，可以指其霸氣強壯，也可以指其殘暴兇狠，但虎與霸氣或兇狠沒有必然聯繫，那個人與虎之間的相似也是某人認為並創建出來的。進而言之，人們藉以判斷相似和聯繫的思維觀念本身會受到語言的影響，隱喻作為一種重要的修辭手法，自然也具有重要影響。人從最初對世界的一無所知，到通過語言（包括文字符號及其意義）瞭解和把握世界，從一開始就離不開隱喻，人是在不同事物的比較、互動和思維中得以認知世界的。

隱喻主要有三個來源，分別是情感要求、修辭策略和認知需要。情感要求是指在與已知事物比較的熟悉感中能夠更加強烈地表達情感，比如直接說一個人威猛，感覺很平淡，非要說像老虎一樣威猛才痛快。修辭策略是指隱喻區別於常規的表述方式，會帶來文學上的美感。認知需要是指對這一事物不瞭解，需要通過已瞭解的事物來幫助掌握這一事物。在實際隱喻的使用中，往往會包含不止一種來源。而隱喻一旦完成，就會具有一定的社會效應，當大多數人認可並廣泛使用某一隱喻，就會使得這種隱喻的修辭色彩逐漸淡化，甚至被當做本來如此的語言形式或特定概念。比如，人們在說「路口」、「山頭」、「等腰三角形」這些詞語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些事物本身，而非用身體對這些事物進行隱喻這一行為。這樣，隱喻就具有了不容忽視的社會性作用。

二．肺結核與癌症

肺結核與癌症都曾是醫學界無法攻克的疾病。肺結核患者具有明顯的症狀，比如臉色時而蒼白時而潮紅，狀態時而亢奮時而萎靡，不斷地咳嗽，逐漸消瘦，發燒等等。人們認為肺結核會帶來情緒高漲、胃口大增、性欲旺盛，同時由於19世紀時肺結核無法被治療，必然帶來患者死亡，肺結核使得生命看起來像是在短時間之內燃燒盡餘下的生命，即桑塔格所說的「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脫俗」。肺結核患者逐漸消瘦、咳嗽不斷，以一種近乎使人感到憐惜的形象死去。在作家們的描寫中，肺結核越來越被視為一種高貴的、優雅的、浪漫的病症。身體的孱弱、瘦削被看作是柔美的、惹人憐愛的特質，肺結核甚至一度被認為是敏感多情的、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的病。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肺結核被醫學手段攻克，肺結核的神話也就此消散。

與肺結核不同，癌症發病的範圍可以是全身的各個器官，並且往往在早期乃至中期都不會有明顯的症狀，被發現時已是無法治療的晚期。癌症會削弱患者的活力，減退患者的性欲，使得患者在身體枯萎的過程中一點點被消耗掉生命力，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流逝。倘若癌症出現在敏感的部位，如子宮頸、睾丸、乳房、結腸等等，則更令患者羞于啟齒。癌症患者被認為是壓抑的、消沉的、意志薄弱的，患癌症不像肺結核那樣意味著某種感傷的文人氣質，而僅僅是身體能力和情緒狀態差的結果。即便在如今，癌症被部分地攻克下來，多數人還是留存著癌症等於死亡的觀點，並且作為家屬，往往出於一種同情和替患者羞恥的態度而對患者隱瞞真實病情。

三．精神分裂與愛滋病

在肺結核與癌症能夠得到治療後，取代二者隱喻意義的是精神分裂和愛滋病。精神分裂取代肺結核，成為新的「藝術家病」，而愛滋病則代替癌症遭受社會的道德指責和心理壓力。精神分裂如果一定要被視作一種疾病的話，也應當屬於心理的疾病，關於身體與心靈的二元關係將在後面展開討論，但心理的疾病顯然更容易被賦予某種優越的、思想性的特質，比如哲學家尼采、詩人荷爾德林的精神分裂常常被看做是對令人不滿的社會現狀最激烈的反抗。

愛滋病則是毋庸置疑的身體的疾病。與肺結核/癌症的對應結構類似，愛滋病在神話意義上也與精神分裂相對。精神分裂伴隨著思想的繁多、混亂，尚有可能被認為是天才的象徵，那麼愛滋病暗含著的身體上的混亂則只會被看作道德敗壞，會受到人們的譴責與排斥。愛滋病並非一種疾病的名稱，而是「對一種導致一系列疾病的臨床狀態的命名，即獲得性免疫缺損綜合征」。按照一般的解釋，愛滋病會導致患者免疫力喪失，因而容易感染梅毒、癌症、肺結核等，從而威脅患者生命。愛滋病是一種慢性疾病，發病期可在數年到數十年之間，發病症狀為疲勞、發熱、衰弱無力、食欲減退等等。在社會上，愛滋病往往被認為是一種單一來源的疾病，即氾濫的、尤其是同性的性交，儘管這並非事實。患者會為社會道德所排斥，並且給本人及其家屬帶來責難和羞恥。

四．隱喻與神話

1. 隱喻的生成

隱喻的發生有兩個基本前提，其一是被認知的物件具有可供闡釋或認知的空間，比如一個酒杯，在已經認識到它的性質和用途的人眼中就沒有隱喻的空間；其二是隱喻關聯的事物之間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上述疾病之所以會有如此深入人心的隱喻效果，實際上是在這兩個基本條件之上得以生成的。

無論是肺結核、癌症、精神分裂還是愛滋病，都至少曾經帶來了醫學上的困境，由於不能以科學的體系認知這些疾病的起源、發展、如何解決，也就留下了人們對這些疾病的種種疑問和恐懼，從而滋生了想像。並且，二者都有威脅患者生命的能力，因此會施加更大的解釋壓力。也就是說，這些疾病的神秘性和危險性激發了人們闡釋的動力，隱喻在最初是作為一種解釋和認知的工具而出現的。

但不同疾病在隱喻過程中卻面臨著不同的命運。肺結核被認為是「文人病」，最初是因為肺結核患者咳嗽、瘦削的憔悴感使人感到其身體能量的薄弱，而強烈的情緒、欲望又代表著精神能量的高漲，二者間的衝突讓人感到一種生命的張力，從而提供了被美化的可能。與之相對，癌症帶來的食欲下降、機能減退、性欲衰竭、身體萎縮，加上癌症可能出現在包括羞于展露或言說的乳房、睾丸等各個部位，則讓人傾向於厭惡、遠離乃至醜化癌症，漸漸使得癌症等同於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

不同症狀引發了不同的隱喻固然可以理解，但問題是為何咳嗽和性欲高漲代表著柔弱的天才，而萎縮和器官硬化卻被視為性格的無能？這其中恐怕有很多複雜的社會心理成因，桑塔格並未詳細論及。但在更加突出的精神分裂/愛滋病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人們對身體-靈魂的不同看法。

在尼采以前的西方社會中，從柏拉圖到笛卡爾，都把身體視作局限的、壓抑的、讓位於靈魂的二元對立結構中被否定的一方。肺結核出現在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是心臟所在之所，而心和腦又被認為是與靈魂（或精神）相關的器官，從而讓人傾向於認為這是一種「靈魂病」。「靈魂病」絕不可能出現在讓人羞恥的乳房、睾丸上，這樣的疾病會讓人產生羞恥、厭惡，從而在社會範圍內形成對患者的負面評價。

精神分裂更是徹底的「靈魂病」，它是意識混亂的產物，但意識的秩序是在社會中才得以建立的，因而與其說精神分裂者是意識混亂，不如說是社會認知系統的崩潰。因此，即便有時精神分裂會被視作低能、可怕的象徵，但也可以被看做是對現實的不滿、憤怒，對社會的控訴、叛逃。在現代性的「鐵籠」（韋伯語）愈發緊張地囚禁著社會成員的時代，這種控訴和叛逃就成為一種近乎英雄式的讓人敬仰的宿命，荷爾德林、梵古、尼采即為代表。

2. 道德與規訓

在疾病的隱喻發生過程中，起作用的還有道德機制。患病者被貼上社會標籤本質上代表著某種社會態度。實際上，在隱喻的關聯系統中，就已經前在地受到具體時代道德的影響。柏拉圖對身體（物質）的貶抑是服務於「理念」的絕對地位和哲學王的合法性確認的；中世紀對身體（欲望）的禁錮是服務於對上帝和天國的追求的；近代哲學體系對身體（非理性）的貶抑是服務於對理性的尊崇和宣揚的。

在這樣的語境中，理念、上帝、理性被賦予了道德上的優先性，而身體在道德上被貶抑，變得羞於啟齒。特定道德認知構成了特定時代隱喻的根基。
疾病，作為一種身體的異常狀態，也在社會中被賦予了道德意義，人們對患者疾病的認知往往伴隨著道德評價。疾病甚至被認為是某種懲罰性的後果，健康代表了有德行，疾病（尤其是令人討厭的癌症、愛滋病等）則意味著品德的敗壞，國家範圍內廣泛的疾病甚至意味著政治的衰敗。道德評判使得疾病從個人化事件轉變為公共事件，這一轉變基於疾病患者對社會存在潛在危害，如疾病傳染、道德感染等等。道德上的評價會讓人們對癌症、愛滋病患者產生排斥，從而固化並加強這些疾病的隱喻。

道德機制伴隨著隱喻機制的形成過程，並對這些隱喻進行強化，從而穩定地在社會中傳播、延續。而道德機制本身體現出社會統治階級或特定話語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當社會將癌症和愛滋病視作內在野蠻、性生活混亂這樣的道德低下的體現時，實際上是同時將疾病和這些特質貶斥出社會的理想世界之中。神秘未知的疾病打破了人的理性可以認知一切的神話，因而在科學解開這些疾病的謎題之前，需要一種解釋來破除人們的恐懼，即便這些隱喻性的解釋仍然帶有非理性色彩，但至少能夠維護理性（科學）的權威。另一方面，將人們厭惡的癌症、愛滋病與野蠻、濫交聯繫起來，也進一步加強了對這兩種負面評價的貶抑。不難看出野蠻和濫交（及其代表的放縱情欲）是違背理性精神的，是無序的、混亂的、放縱的狀態。對這些狀態的貶斥是為了維護現存的社會道德體系，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社會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疾病隱喻意義的走向和最終形成、傳播。

3. 疾病的神話

疾病隱喻的道德化是社會權力在這兩個方面具體的展開形式，而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一種被羅蘭·巴特稱為「神話」的力量。桑塔格本人是著名的批評家，在羅蘭·巴特死後她也寫過文章以紀念巴特，文中毫不諱言對他的欣賞與敬慕，因此，當桑塔格說到疾病的隱喻已經具有一種神話意義時，她不可能是在避開巴特的「神話修辭術」的意義上使用「神話」一詞。

在巴特那裡，當代神話是資產階級用於將自己的訴求和思想以自然事實的名義在無形中灌輸給大眾的帶有意識形態性質的修辭手段。也就是說，本來是人為的事物被神話化之後，變成大眾眼裡自然而然的事情，從而使人自覺地接受神話締造者的規訓。
在索緒爾那裡，能指與所指構成一個符號，而巴特則認為當代神話將符號本身當做能指，並賦予新的所指意義，成為二級符號。索緒爾的符號體系終止於所指的意義，而作為二級符號的神話卻將意義轉化為形式，從而造成了對一級符號意義的劫掠。

他舉例說，巴黎水災這一自然事件是能指，它帶來的後果及人們的應對是所指，二者共同構成關於這場水災的歷史記錄這一符號；而這一符號本身作為能指，所指卻是人的應對可以戰勝水災的破壞，即人可以在面對威脅時駕馭自然界。這樣，水災本身就被遮蔽了，只剩下人的偉大力量這一空殼。從此以後人們提起巴黎水災一定會落足於現代人的頑強和科技的力量，巴黎水災也就成了一個「神話」。

同樣，癌症、愛滋病等疾病本身是能指，其帶來的病症是所指，二者構成一個符號；這一符號作為能指，所指是對患者的道德、性格等的評價，這就成了疾病的神話。當人們在談愛滋病患者時，談論的並非只是那個獲得性免疫缺損綜合征的身體，更是這個人不檢點的性生活（無論是否存在）以及潛在的社會危害。當愛滋病成為一種神話之後，人們談之色變，實際上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了「放縱欲望、肆意性交是品格低劣、道德敗壞的表現」，而病症只是他為此付出的代價，而不是在患者的切身體驗上被關注的，更不會去探究他是否真的有過混亂的性生活。

於是，疾病由最初的生理狀態過渡到神話意義，從而使得這個隱喻機制有了更加深固的合法性基礎。而當人們自覺接受了神話之後，則會催生出強大的社會反作用力，從特定的疾病判斷患者的生活習慣、個性特點乃至命運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常識」。

五．理性之「光」

由此可見，疾病的隱喻是在社會歷史心理中有選擇性地逐漸形成，並在社會的道德規訓體系中逐漸固化，最後在神話中反作用於社會，並成為近乎常識性的認知，從而具有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向心力和延續性。隨著科學技術解開這些疾病的謎題，並在不同程度上治癒這些疾病之後，肺結核、精神分裂等被美化的神話意義逐漸消解，而癌症、愛滋病的汙名仍然殘存。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這些病症並未被完全攻克，根本卻還在於以理性為中心的現代觀念從根本上對疾病這一「失序」狀態的排斥。

上世紀世界各地都出現過「麻風村」，那是麻風病人的流放之地，那裡與世隔絕，是被現代社會拋棄的另一個世界。即便麻風病人痊癒，也只能生存在社會邊緣，乃至其健康的子女也會被貼上「麻風病後代」的標籤，受到他人的歧視乃至排斥。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寫道：「在麻風病院被閒置多年以後，有些東西無疑比麻風病留存得更久，而且還將延續存在，這就是附著于麻風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風病人的意義，即那種觸目驚心的可怕形象的社會意義」。

本文最開始說，疾病是身體機能與常規狀態的偏移，實際上是有意暗置了一個基本問題，即疾病的定義。最初人們並沒有關於疾病的認知，是因為疾病帶來的身體機能的變化對人造成了某種阻礙。然而，現代意義上的疾病其實是與科學體系所設定的大多數人正常行動中的身體機能不一致的種種表現。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與人的一般化表現（基於大多數人而又有所優化）不同即是病，最為典型的就是精神疾病，因為不能與大部分人相互理解而被視作一種病。

而在現代這樣一個高度理性化的社會，不一致會影響秩序，身體機能受阻會影響效率，疾病就必然會成為整體意義上被排斥的物件，人們對疾病避之唯恐不及，只需要看看有多少人一感冒就吃藥甚至打針、輸液就不難理解。疾病是被治療的對象，治療使得這個社會都處於安全可控、穩定運行、按部就班的秩序之中。

然而，理性最初是提高效率的手段，到後來卻成為目的本身，反過來宰製了人，引發了其反面----非理性。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所指出的，理性作為手段和武器破除了宗教神秘主義和世俗王權的神話，但卻被過分推崇以至於成為新的神話，人們相信理性無所不能，認為理性代表著絕對的「善」和功利的「好」。但實際上，理性讓人實現了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也不可避免地説明一小部分人控制和統治大多數人。

當人們接受了疾病應當被預防和治療這一觀點時，也就接受了健康的身體是為了更好地投入勞動之中，儘管勞動異化的秘密早就被馬克思一語道破。
從譜系學的角度看，理性本身並非天然應當如此的絕對正確的觀念，而是伴隨著資產階級在自我確認和組織規模化生產以謀取利益的訴求，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被一同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神話。這一點，無論是韋伯的「鐵籠」，馬克思的「拜物教」與「異化」，還是福柯的微觀權力分析、德里達的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等等等等，都無數次論證並展開圍剿。

既然理性並非天然合法的事實，則其作用下的疾病的隱喻及道德化規訓也就不應當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並確認。桑塔格剖開不屬於疾病本身的隱喻意義，正是為了還原疾病本來的面目，拒絕看似合理且秩序井然但卻對患者造成了巨大傷害的社會闡釋，其背後是現代理性森嚴的冰冷的光。

結語

疾病本身只是一種發生在生物體內的自然事件，並不具有任何附加的意義，其遭受的隱喻命運實際上是在以理性為根基的現代社會，權力進行主體規訓的一種手段。然而，對於患者而言，在病痛之外，卻會因此而承受也許本不應該承受的壓力、羞恥、歧視。

因此，如桑塔格所言，必須要揭示、批評、細究和窮盡這些隱喻，才能將沉重的標籤和意義從疾病身上剝落，讓患者得到撫慰，讓心靈得以安頓。

尋風-拂曉-01